记父亲陶煦与母亲张锦的西迁故事丨重医春秋

编者按

西迁，于历史长河中，只是一闪而过的掠影，在岁月中渐行渐远；而西迁精神却如永不褪色的画卷，历久弥新，代代流传。西迁，是重医这片土地上一段独特的记忆，它曾从这里四散开去，又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穿过时光的缝隙，逐渐显露出清晰的模样。让我们走近西迁亲历者、见证者，走近那些与西迁历史连接的记忆，倾听西迁岁月的回响，感受西迁精神的温热。

《重医春秋》专栏已开始陆续推出投稿，竭诚欢迎广大校友、师生，或重医历史人物的亲友、学生同事以及相关人士赐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物故事、学科发展史等），期待与您一起回顾重医故事、铭记重医历史。来稿择优录用后刊载于重医官微和/或校园网，并付给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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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日和风拂西南

锦瑟华年付重医

 

陶煦（1917—1980），原名胡鸿慈，江苏无锡人，1942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6年10月参加革命，曾任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教师、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外科医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直属医院医务主任兼外科主任。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后历任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秘书主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教务长。1956年到重医后曾任基础部主任，教务部主任、院长助理等职。1978年至1980年担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译著《战伤总论》《外科手术学》等。

 

张锦（1924—  ），现年95岁，辽宁大连人，1945年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1948年并入中国医科大学）。1945年后曾任中国长春铁路大连中央医院（现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院医师、助教 ，解放军卫生部直属医院儿科军医，1949年—1956年，历任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住院医生、主治医师、助教。1956年到重庆后曾任重医附属儿科医院（现儿童医院）副院长、院长，重医儿科系主任等职，1994年退休后仍作为医院儿科专家、教授继续工作。

举家迁往重庆的情形，说实话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时的我还不满三岁。如今关于西迁的记忆片段都是从姥姥和父母的断续描述中串连起来的，或是在翻看儿时的照片时回想到的。

而后十多年，我在这座城市慢慢长大，记忆也在脑海深处慢慢扎根。再回首，那些随风远逝的岁月依然闪烁着温暖动人的光芒。

我的父母是最早参加重庆医学院及附属儿科医院建设的一批教师，当时重庆医学院还在筹建之中。那是1956年的初夏，我们一家三代九口人，举家告别上海，乘船去往重庆。有姥姥、爸爸、妈妈，还有六个兄弟姊妹，真是一大家子呢！最小的妹妹妮妮当时还不满两岁，路都走不稳当，更别说在那摇摇晃晃的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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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全家福，摄于上海

说到船，在相册里并没有看到有关船的照片，但后来听姥姥说，那船开了整整八天。五十年代的船是什么样子呢？我记不真切了，我想应该是狭窄拥挤吧，溯江而上，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就这样离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去往西部较为落后的码头山城重庆。

好在当时的姥姥只有五十多岁，身体还很硬朗，有她“罩着”，大大小小六个孩子总算一路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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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兄弟姐妹六人合影，摄于重庆

提起姥姥，那是我们最亲的人了。自打父母亲转业到上医工作，姥姥就带着二哥小虎离开老家大连来到了上海。那时刚有了三哥小东，后面又紧接着有了我和妮妮，那叫一个人丁兴旺。

可是那会儿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父亲和母亲整天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家子吃喝拉撒，孩子们大的上学、小的哺乳，那事儿该有多烦啊！哎！但姥姥却把家管理得好好的，包括和奶妈的相处也很融洽（那个年代母亲早早就停乳上班了，只能请奶妈喂养孩子们）。

西迁到重庆以后，爸爸妈妈的工作就更忙了，因为重医刚建院，工作千头万绪，父母身上的工作担子更沉重了。记得那时一个礼拜只有在星期天才能见到父亲一次。所以家里的日常管理就靠姥姥，包括我们每个孩子衣服上的补丁都是她一针一线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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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摄于重庆北泉，姥姥、母亲和孩子们（前左一为本文作者）

其实我从来没有感到姥姥有什么管理能力，她留给我的印象是慈祥宽仁、聪慧知性以及满满的亲和力，我们关于《红楼梦》《聊斋志异》《三国》《水浒传》最初的了解，就是她在床边读给我们的。姥姥于我们家功不可没。

我的父亲陶煦，他是我接触时间最少而又最让我感到惋惜和隐痛的亲人。父亲的原名并不叫陶煦，而叫胡鸿慈。陶煦这个名字是他当年从上海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工作时的化名，后来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父亲生于1917年1月，1935年从浙江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国立上海医学院。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在中国军队持续战斗的3个月中，父亲与计苏华、王士良、池芝盛等许多同学在课余参加了接收和救治伤兵的工作。1939年，国立上海医学院先后内迁昆明和重庆歌乐山办学，父亲也随学校内迁，1942年从上医毕业。此后，父亲在重庆中央医院和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担任外科医师。

在上医读书时期的陶煦

1946年7月，新四军卫生部沈其震部长要求上医地下党支部动员一批医师去解放区参加创办医学院。经党组织批准和安排，父亲（改名为陶煦）与同学聂崇铭（改名方春望，曾任山东医科大学校长）、王士良（改名为黄志尚，曾任上海军医大学副教务长）赴苏北解放区，之后转到山东临沂的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国际和平医院外科医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直属医院任外科主任兼医务主任。1949年，父亲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并回到上医担任附属中山医院军事接管小组组长，后转业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副教务长。

1955年重医建院时，父亲曾与当时被任命为重医筹建委员会副主任的刘海旺先行赴渝，组织重庆医学院的筹备和建设。

作为重庆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助理兼教务长，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1956年我们全家从上海迁来重庆后住在渝中区的儿科医院，而父亲则住在袁家岗校本部的宿舍，平时只能在周末回家来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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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摄于鹅岭公园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很爱家的，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尽量在星期天带着全家到附近公园里休闲游览，从留下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一家人在公园中度过的愉快的时光。

父亲不是一个刻板的人，相反却是一个爱好广泛、优雅风趣而又待人和善的人，他喜爱古典音乐，经常在休息时间里聆听古典音乐唱片，我后来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大概就是小时候在父亲的影响下培养起来的。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初期，父亲曾被无休止的批斗。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对于一个有尊严的人意味着什么？不少的知识分子都在那个时候含冤离去了。起初时，父亲还可以回家，所以只要能赶上公共汽车，他都要从袁家岗校本部的宿舍回来，也不再等到周末了，因为他也需要家的温暖。有人曾看见瘦弱的父亲在挤公交车时被挤得摔倒在地。

重医工作时期的陶煦

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与我们围坐在桌边，神情疲惫的他突然喃喃地说道：“如果没有你们，我也不想活了”。两行眼泪从他的镜片后面流淌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落泪。我站起身冲出去，跑上三楼的阁楼，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那年我十三岁。

十七岁那年，部队把我作为文体特长兵招走了，那时父亲仍然被关在“牛棚”里，我无法与他告别。到部队后，我收到他给我写的一封信，大概是他给我写过的唯一一封信吧。

“

我当时的日记里记着他是这样写的：“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条件，你要加强主观上的努力，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你要以共青团员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有人民解放军这样好的条件，加上主观努力，这是很好的，我坚决支持。我们一家人能够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前进。今后你要多读书，读毛主席的书，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

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对我能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参军入伍是非常高兴的，而且要求我多读书学习。我感觉到他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我打内心感到高兴。

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恢复了工作，不久又担任了重庆医学院的副院长，我听说他又只在周末才回家了，大概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吧。再后来，我听说父亲病了，病得很重。最后他走了，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付出心血的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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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父亲生病期间与我和妹妹胡妮妮在上海中山医院

当我从部队赶回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看到偌大的追悼大厅里里外外摆满了花圈和挽联，从各地赶来参加告别的人站满了大厅，钱惪老院长亲自致悼词，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我的内心深深感到，爸爸这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奉献给了重医的建设事业，历经磨难而终不悔。重医的师生们怀念他，我们也怀念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父亲以他的一生践行了一位西迁人的初心。

我的母亲也是一名西迁人。

母亲张锦，1945年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然后参加革命工作。与父亲结婚后赴山东军区总医院任儿科医生，解放上海时随军南下转业至上海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1956年，母亲随父亲一起携全家西迁，参与重医附属儿科医院（现儿童医院）的建院工作，此后一生，默默地为儿科医院的建设和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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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父亲与母亲结婚十一周年

母亲是一位漂亮而安静的人，很少见她有大喜大悲、怒颜厉色的情形。母亲也不像父亲那样爱好广泛，好像除了工作之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一生专注于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卓有成效，她参与主研的《小儿地中海贫血的诊治》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

西迁到重庆后，母亲不久就担任了儿科医院的副院长，打倒“四人帮”后她又担任了儿科医院的院长、儿科系主任，在儿科医院的创建和发展历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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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重庆时的张锦，摄于儿科医院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母亲是一位性格文静谦和，而内心却又很坚强的人。在文革中，我亲眼目睹在我家下面的球场坝里，母亲戴着大牌子，站在高凳子上多次被批斗的情形，但她回到家中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悲哀沮丧的神情。

有一次我从外边回家，听到屋里有人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发音不准也不好听，进屋一看竟是妈妈！我长到13岁还是第一次听妈妈唱歌，因为她五音不全也不爱唱歌。我说“妈妈，你别唱了。”可她不听我的，面无表情地继续唱。这时姥姥说：“你就让她唱吧。”我后来才逐渐体悟到，母亲是用这种方式来宣泄心中的压抑和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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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姥姥，摄于1958年

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1946年与第一任妻子竺梅结婚，竺梅的父亲竺可桢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竺梅因哮喘病在大连过世，留下两个子女。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我们六个孩子就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有姥姥在旁“协助”，但家里真正的“总管”其实是母亲，她总是默默地为我们兄弟姊妹六人操持着一切。从幼时每个孩子的入学转学，到我们上山下乡时每个月给我们寄生活补助费，甚至后来孩子们的工作调动等等，都是母亲想方设法亲力亲为的。

记得1969年我下农村时，母亲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是她在凌晨把我送到儿科医院的枣子岚垭后门，就着昏暗的路灯，目送我消失在“烧饼巷”的巷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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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全家福，摄于重庆

1971年初，为了我当兵的事，母亲找到儿科医院的一位同事，通过其在部队的老战友的帮忙，最后才得以成行。

1979年，当我参加自卫还击作战后回渝探亲时，母亲亲自到民航站接我，我看见她眼里闪烁着泪光，那是一种母亲才会有的泪光。她告诉我，当我在前线打仗又无信息的日子里，她和父亲整晚整晚的为我担心......

母亲从医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还一直从事医疗教学工作，坚持看门诊和带研究生，直到她75岁时退休。现在95岁高龄的母亲在青杠护养中心默默地安度晚年。

往事如烟，从西迁至今，转眼已经过去了63年，我父亲和大伯胡鸿仪（1958年从上医调重庆医学院任生物教研室主任，生物学教授）已经故去多年。西迁的父辈们燃烛成灰，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开创了重医的基业，铸就了重医的辉煌。

其实我们这一代也是跟重医结缘的，也在延续着西迁前辈们开创的事业。我三哥胡燕平担任了重医外语部主任，妹妹胡妮妮是重医附一院血液科医生，大嫂尹庆华是重医儿童医院的儿保科医生，三嫂李林平在儿科医院图书室做管理工作。当然，随着岁月流逝，我们这一辈人也陆续退休了，但我们的下一代又在接班了，大侄儿陶亮桥成为了儿科医院的外科医生，侄儿胡文煦是重医的博士毕业生。

老一辈重医开拓者创造的西迁精神，一定会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简介

胡庆平，江苏无锡人，毕业于解放军宣化炮兵学院和云南大学。1971年入伍，在部队历任连长、参谋、营长、旅副参谋长等职，参加过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和1984年老山作战，荣立战功；1988年转业至重庆市政设计院工作，现已退休。

作者：胡庆平

编辑：宗华月

排版：钟志

本文图片均由胡庆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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